2018年■■■全国政协委员于欣伟：建议尽快研究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
严格监管和审核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方对分级制度的合规执行情况；推动游戏运营方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进一步升级技术手段■■■增强实名制认证手段■■■同时增强多因素身份认证体系。
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崇左市高级中学英语老师黄花春：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游戏企业的主体责任。
游戏上线前■■■应进行未成年人保护评估。
游戏上线后■■■应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实名制。
家长远程监控通道❤面部识别等技术早已成熟■■■游戏企业的防沉迷系统应该积极采纳新技术■■■开发新功能■■■把保护青少年落到实处。
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何寄华：网游企业应严格实施手游实名认证■■■进行人脸识别■■■不能进行身份识别的■■■都视为未成年人■■■禁止使用。
2016年■■■全国政协委员李玉玲：加强对手机游戏的监管■■■强制手机游戏嵌入防沉迷系统。
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西昌学院法学教授王明雯：建议广告法应对网络游戏广告作出专门规范。
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要完善网络游戏管理■■■取缔涉暴涉黄网络游戏■■■呼吁政府尽快出台游戏分级制度。
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刘友君：应建立网络分级制度■■■不仅应对艳照等黄色内容进行限制■■■更要从法律和技术层面对游戏等网络内容进行规范分级……然而在网络游戏在两会期间被提及了10年后■■■收效甚微。
所以在加强网络游戏管理的同时■■■也要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游戏防沉迷措施■■■来营造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
比如借鉴美国的游戏分级组织—— “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即ESRB ( Entertainment SoftwareRating Board) ■■■对网络游戏内容❤游戏软件❤网站等进行审核。
在日本■■■游戏账号必须绑定信用卡■■■而未成年人无法获得银行信用卡■■■只能在获得家长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家长信用卡获取游戏账号■■■而且日本还有网络游戏协会监督游戏市场,手机终端有专门第三方监督机构监视不良信息。
③说一千道一万■■■老生常谈。
政策❤企业❤家长■■■哪个都逃不掉责任。
当然■■■只说责任也没什么用■■■最终还是得有解决办法■■■期望政策短期内解决问题■■■也不太现实■■■毕竟网络游戏的创新能力是政策远远也追不上的■■■这时■■■企业社会责任■■■就显得愈加重要。
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负责的同时■■■如何能够对用户和社会肩负起相应的积极责任■■■腾讯❤网易等网游企业难逃其责。
将近100年前■■■1924 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其著作“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中就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这是迄今为止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最早描述。
从那时起■■■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
接着■■■在1930 年代■■■美国公司法学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多德—贝利论战”。
多德（Dodd）教授率先指出：公司对雇员❤消费者和公众负有社会责任■■■尽管这些社会责任未必见诸法律而为公司的法定义务■■■但应当成为公司管理人恪守的职业道德。
随后■■■贝利（Berle）教授立即发表异议：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惟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如果要求管理人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人负责■■■那么■■■所有者控制公司❤管理人应对所有者承担受托人义务的公司法规则就会被削弱乃至颠覆■■■在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各种各样的利益群落都会向公司提出财产要求■■■作为市场经济基础财产私有就会被动摇■■■结果将导致类似一场经济内战的社会财富再分配。
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辩论中■■■不乏众多反对“企业社会责任”学者的论调与声音。
事实的确如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其概念也是在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论争中■■■逐渐清晰的。
1979 年■■■著名学者Carroll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似乎对这一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争论作了一个总结■■■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给定的时间内社会对组织所具有的经济❤法律❤伦理❤慈善方面期望的总和。
此概念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了广泛认可。
遗憾的是■■■在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并不充分■■■表面上看■■■直接移植了美国经济学界的结论■■■很多中国企业也偶尔出来宣传一下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干了什么公益事业之类的■■■但是■■■对于触及其商业模式利益的部分则并没有那么大义灭亲■■■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含义模糊■■■单凭此点它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沦为一种宣传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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