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9771美元。

以这一年的增长速度来推算■■■2020年预计达到12158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人均GDP超过12235美元就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就是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总体上将以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的高收入国家姿态起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征程将是充满鸟语花香的一路坦途■■■实现宏伟目标还必须应对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下面■■■我列举三个重要挑战。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即便从统计意义上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仍将具有针对性。

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陷阱”恰恰是针对一个国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或者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情形。

2018年■■■高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GDP为44706美元■■■初入门槛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离这个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

国际经验还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之际■■■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时■■■根据应对的正确与否■■■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之间往往产生明显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过门槛或者跨过门槛之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的国家不乏其例。

对中国来说■■■在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传统的增长源泉终将逐渐消失■■■亟待把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只有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才能为开启新的增长引擎创造必要环境。

其次■■■纾解“成长中的烦恼”。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表现得越为突出■■■往往还会出现以前未曾遇到的新问题。

例如■■■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发展方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人人获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也会出现一些群体遭遇转型困境的情形。

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领下■■■把包容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加大政府进行再分配的力度■■■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

最后■■■应对“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科技发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守成的霸权国家会产生一种嫉妒❤猜疑和恐惧的心态■■■特别是当这样的国家面临着无法解脱的国内问题困扰时■■■往往把这种不良心态转化为对新兴国家的掣肘❤打压和遏制行动。

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对摩擦进行管控■■■防止形成激烈冲突和战争■■■避免最坏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以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为出发点■■■霸权国家把不公平的条件施加在科技和软实力的竞争之中■■■甚至发起和升级贸易摩擦■■■往往靠我单方面努力也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应仍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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